多伦淖尔，蒙语意指七个湖。

　　但多伦境内并不止七个湖泊。作为仅占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面积1.9%的一个县，多伦拥有河流47条，大小湖泊62个，地表水流量占到了全盟的一半。

　　清嘉庆《木兰记》碑曾载：“群山分干，众壑朝宗，物产富饶，牲兽蕃育。”所描述的木兰围场位于今日多伦县东部地区。事实上，多伦还是“引滦入津”工程的滦河源头。

　　9月15日，一个主题为“荒漠化防治与生态恢复”的国际会议在此召开。与会人士看到，一望无际的原野，起伏的绿色中夹杂着点点黄斑，却见不到洁白的羊群。

　　黄斑是荒漠化治理未尽的痕迹。多伦县地处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。2000年卫星遥感图片调查显示，该县风蚀、水蚀和沙化面积达全县总面积的89%.而多伦距北京不过180公里，海拔却高出1100米，狂风携沙两个小时即可抵京，故被称为“悬在北京人头顶的一个巨大沙盆”。

　　2000年6月起，多伦启动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。

　　“2003年底，我们实行了全年禁牧。”多伦县林业局副局长辛玉君说。

　　来自多伦县政府的统计显示，目前该县治沙项目区植被覆盖率由2000年的不足30%提高到70%，沙尘天气由2001年的14天减少到去年的4天。

　　在此次会议上，如何保证治沙工程可持续发展，以及解决生态恢复与农牧民收入的矛盾，成为热点话题。

　　被黄沙掩埋的村庄

　　9月15日，黑山咀镇新民村。几间衰败的民房稀稀拉拉，已看不出村落的模样。

　　“新民村”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，曾经的居民均已“移民”。

　　其间一处破败的瓦房，泥抹的屋顶已塌掉一半，张着大口朝向天空。杂草顺着屋后的沙堆蔓上房顶，屋后当年栽下的木质电线杆，如今长成了一棵葱郁的杨树。赵成祥一家，曾三代定居此地。

　　一位村民回忆，原来的新民村曾有条湖彩河（音）流过，山高粱、山竹子遍地生长。

　　“（上世纪）80年代，政府号召发家致富，鼓励多养牲畜。”现年72岁的老赵说，初始时，他家只有10来只羊，后来一年比一年多，最后达到170只。但他家六口人共有不到40亩地。

　　羊多草少，挨饿的羊往往连吃带刨，草根也未能幸免。一位村民介绍，地皮因此被严重破坏，沙地裸露，起风后就会出现强沙尘天气。

　　“以前虽然也会起风沙，但不大。”老赵介绍，风沙一年一年变得严重起来，草料也越来越不够用。不得已，他将羊全部卖掉，换成10来头牛。但5年后，牛的数量增加到70头。

　　1999年春天，赵成祥见识了一场从未见过的大风。接连三天，风沙遮天蔽日，大白天里也要点灯。“这风有外号叫‘风三’，一刮就是三四天，好上一两天后，又会再来。”老赵说，“地种不成，牛也养不成了。”刮风间隙，老赵会赶着牛群去吃草。但这时候村子周围遍布黄沙堆，绿地难觅。

　　“冬天吃不上草，春天刮风没法放牧，家中草料不够，所以每年都会有牛死去。”赵说。

　　春夏之交是每年风沙肆虐的时候。“刮一宿风，沙子会在门前积一尺高，第二天早上便无法打开门。”屋前每天会有人打扫，后门却无人顾及，沙越积越高。到2001年，沙堆一直埋到老赵家两米来高的后墙，蹿上了屋顶。无奈之下，老赵只能选择搬家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老赵已有过两次类似的搬家经历。第一处院子住了18年，第二处院子住了9年。与前两次有所不同，老赵第三次搬家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进行的。

　　“移民”新村

　　一方小院，三间瓦房，三间牛棚，院内还有一口水井和一个3米见方的青储窖，赵成祥的这个新家共400多平米。

　　2001年10月，老赵第三次搬家，从多伦县黑山咀镇新民村搬到15里外的新仓村。与赵家一样，新仓村同样移民而来的300余户居民，家家户户均为类似的院落格局。远望过去，一片如棋盘般规整的红瓦房坐落在土坡下的平地。

　　与前两次搬家不同，新仓村由多伦县政府统一规划建设，谓之“生态移民”。2000年至2005年9月，多伦县黑山咀镇等6个严重沙化乡镇40个自然村整体搬迁，共移民1552户，7322人。

　　举家搬迁的同时，老赵原有的近40亩地退耕还林。

　　作为补偿，全家每人在新村分得了水土资源相对较好的二亩土地。

　　“多伦共有7万多名农民，已退耕还林44万亩，现在已达到人均6亩多，我们的目标是人均10亩。”多伦县治沙办副主任石俊峰说。

　　2000年，多伦开始季节性禁牧，2003年11月实行全年禁牧。老赵卖掉原先散养的肉牛，贷款购买两头奶牛，土地则用来种植玉米等。

　　赵家生产方式从此改变，即放弃原来赖以生存的种地及畜牧，变为现在的养奶牛，另依国家规定获得退耕补贴。

　　资料显示，至2005年，国家财政在多伦已累计投入近1.37亿元，其中京津风沙源治理投入8814万元，退耕还林补贴3525万元，禁牧补贴1330.45万元。

　　在9月15日召开的“荒漠化防治与生态恢复”会议上，秋长珉博士以多伦为例探讨了当地的生态恢复和住民参与情况。这位来自韩国的研究员认为，由于多伦的特殊地位和机遇，其荒漠化治理受到了政府的极大重视。

　　总理的指示

　　9月15日上午，多伦县上都河乡，扦插在沙梁上的黄柳，已长成一米多高。

　　“这里当时全是沙梁，大风一刮，沙尘四起。”多伦治沙办副主任石俊峰在一片网格中说。

　　黄柳网格的作用是防沙。每个网格60公分见方，中间是可见的明沙和自然生长的植被。“地下面，黄柳的根长在一起，现在沙地70%被植被覆盖，再刮风也不会起沙了。”石俊峰介绍，达到这一效果，花了三年时间。

　　2000年的卫星遥感图片显示，全县风蚀、水蚀、沙化面积达89.2%，其中严重沙化面积共1400平方公里，占全县总面积37%. 2000年4月6日，北京遭强沙尘暴袭击。据当时的报道，全城天昏地暗，遮天蔽日，高楼“消失”，航班延误。

　　当年北京共出现13次沙尘天气。
　另一个数据显示，多伦年平均土壤流失达1700万吨，即全县面积3毫米厚的表皮随风飘散到京津地区。

　　以每车10吨计，相当于每年有170万辆卡车在多伦满载沙土，不分昼夜地运到京津地区大街小巷。

　　多伦县城南3公里，1号沙带，南沙梁。2000年5月12日，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专程至此视察沙化情况。

　　“当时这里满目荒漠，几乎看不到什么绿色植被。”石俊峰介绍，考察之后，朱镕基总理作出“治沙止漠刻不容缓，绿色屏障势在必建”的指示。

　　随后，由国务院批复的“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”紧急启动。该工程西起内蒙古达茂旗，东至河北平泉县，南起山西代县，北至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，东西横跨近700公里，南北纵跨近600公里，涉及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五省区市75个县（旗、市、区）。

　　石俊峰介绍，2000年6月起，多伦陆续启动环京津风沙源治理、退耕还林、禁牧舍饲及生态移民等工程，开始了对日益严重并威胁京津的荒漠化的治理。

　　国家林业局治沙办工程管理处处长白建华介绍，从国家的现行补助政策来看，经济林补助5年，生态林补助8年。此外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期持续到2010年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治沙可持续政策成为当地百姓最关心的问题。

　　老赵的经济账

　　每天清晨6点，老赵将家中的两头奶牛赶到新仓村的奶站，由奶站统一机械挤奶，并压入冷藏罐。晚上7点，同样的工作会重复一遍。

　　这两头奶牛，每天可产奶30斤。由此，养奶牛每年为赵家带来纯收入近6000元。

　　今年赵家退耕还林地达到人均6亩，国家每亩补贴粮食200斤（折合人民币140元）、现金20元钱，赵家每人可获补贴近千元。加上外出打工等收入，赵家六口人均年收入在1800元左右。

　　老赵说，搬家前散养70头牛时，每年要花费近2万元草料费，卖掉10头牛也只能得到2万余元，其收入主要依靠每年肉牛数量的增长。

　　“‘家产万贯，带毛的不算’，一旦春天没草饿死了，就什么也捞不到。”2000年老赵一股脑儿卖掉了47头牛，得到6万多元，这是他养牛多年的净收入，折合起来每年收入万余元。

　　保护草原联合工作委员会主任陈继群认为，牛羊数量跨跃式增长的后果就是土地荒漠化。他以赵家为例说，当时赵家共有70头牛，一只羊需要大约20亩的草场，一头牛相当于5只羊的食草量，仅70头牛就需要近7000亩草场。而当时赵家不足40亩地。

　　58岁的陈继群曾作为知青，在锡林郭勒盟最北端的东乌旗工作过13年。保护草原联合工作委员会是他与“自然之友”共同成立的民间组织。

　　当地统计数据显示，1999年全县大小牲畜共计60万头（只），为1950年的30倍。牛羊增多的直接后果是草场严重超载，草被牛羊啃光，加上滥垦乱伐，荒漠化日益严重。自2000年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后，当地的沙尘天气已由2001年的14天减少到去年的4天。

　　“虽然与原来相比收入略有下降，但生存环境有了改变。”站在被黄沙掩埋的老屋旁，老赵承认原来的过度畜牧是“花爹娘的钱，吃子孙的饭”。

　　不过，老赵同时也担心，8年之后一旦国家不再提供退耕还林补贴，家庭的逾半收入将再次失去着落。

　　两难处境

　　“如果停止补贴，现在的几亩地无论是种地还是养牛都不够。”陈继群认为，国家财政不会永远补贴下去，如何在未来使老百姓既无生活之忧，又能保持生态，应有预警机制。

　　这显然不只是多伦一县所面临的难题。2004年四川省农调队一次调查表明，补助期满后农民的生计，成为较突出的退耕还林后续性问题之一。

　　赵成祥表示，国家补贴取消后，家里所种的30亩经济林会带来部分收益，而有补贴的这几年里，养奶牛也带来一定积蓄。

　　秋长珉博士担心，2008年停止补偿后，为了维持收入水平，刚刚好转的生态环境将重新面临压力。他认为，防治荒漠化及生态恢复不是8年时间能完成的工程，需要百年乃至更长时间。

　　陈继群则建议，政府应提高农民本身自力更生的能力，赋予农民使用草场的权利，但同时也应用政策制约他们以保证草场不能超载。

　　多伦县委副书记张凯告诉记者，解决生态恢复和农牧民收入两难问题的渠道有三：一是改变农牧区生产方式，由此降低对国家的依赖度；二是将经济林发展成为收入来源之一；三是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，地方也可以对农户进行部分补贴。

　　但作为国家级贫困县，多伦在短时间内实现第三条并不现实。以2003年财政数据为例，该县实际可用财力7156万元，其中本地财政收入仅1446万元，上级补助占到5741万元。

　　参加9月15日国际化会议的全球环境研究所钟雅薇女士认为，可持续牧区发展与草原生态的恢复中，可以考虑生态畜牧业、有机种植业及草原旅游等项目。

　　今年3月16日，多伦县旅游部门从县文体局剥离，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。“在生态好转之后，我们将尝试保护性的旅游开发。”上任不久的旅游局副局长马林说。

　　□本报记者李艳内蒙古、北京报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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